崇祯再考

1、  序言：  大势已去：亡国之君没有运气好的

2、  稍纵即逝的机会为何总被浪费？

1)       扭捏中远去的议和

2)       被理想与现实撕碎的平叛

3)       被自己堵死的南迁之路

3、  错误的抉择为何总是看起来是对的？

1）  袁崇焕看起来是那么该杀

2）  温体仁看起来是多么可爱

3）  卢象昇的勇猛和忠诚是如何断送了王朝最后的生机

4）饮鸩止渴看起来是如此美味                        

4、  正确的判断为何总在反复中被否定？

1)       深恨阉党的崇祯为何不得不依靠宦官

2)       时刻提防党争的崇祯是如何让朝野深陷党争的

3)       唯一的战略家杨嗣昌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殉葬之路的

5、励精图治的掌舵人是如何兢兢业业的走上不归路

一、              大势已去：没有运气好的亡国之君

1

    1644年4月25日，33岁的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用一条绳子结束了自己和一个王朝的生命。我们无法推那一刻，充溢崇祯心里的究竟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对亡国惭愧，或者是对多尔衮和李自成的仇恨，抑或是对满朝文武无能的痛斥，或许都有一些吧。

“朕误听文官言，任贼碎裂朕尸，但弗伤我百姓”的遗言，是他最后一次把罪责全部推给了别人，留给自己的是皇帝的颜面以及那拂之不去的巨大疑问：18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一切事后看来是如此荒诞不经的决断，在当时都是那么的正确和唯一？为什么所有正确的决断又都在反复中遭到全盘否定？若是沉迷酒色也倒罢了，但自己如此宵衣旰食、兢兢业业的励精图治，又怎么会把偌大的江山带到了这颗歪脖子树下？

“天命不再”一定是崇祯给自己最后的答案，否则他解释不了如此众多且巨大的悖论。就像一个成功者说“运气好而已”是一种谦虚，一个失败者说“运气不好”无疑是手足无措的掩饰和推卸，无论后世多少人赞同“明亡于万历”、“明亡于天启”等等之说，大明王朝对全国统治的终结永远定格于1644年，崇祯17年。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崇祯的运气确实很糟。18年前，当毫无准备的朱由检御极登位时，帝国已经被历代完整继承了朱氏王朝无耻荒诞基因的皇帝们，折腾的奄奄一息了。朱由检决心改变这一切，而且他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一切，原因很简单：一、他和他的祖父、父亲以及哥哥完全不一样；二、他觉得自己看清楚了。大势糜烂无非四者：阉宦乱政、党争误国、东虏扰边、西匪祸乱。原因搞清楚了，事情就好办了，逻辑应该是这样。

2

1627年10月2日，未满17岁周岁的崇祯皇帝登基，3月之内便惩治元凶，截止1629年3月，共查处“首逆同谋”6人，斩；“交结近伺”19人，斩；“交结近伺次等”11人，充军；“交结近伺又次等”128人，免！

从入宫之日起，崇祯几乎是在以一己之力与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的魏忠贤集团战斗，而结果是崇祯3月之内就干净利索的收拾了元凶，又用一年时间穷追猛打，肃清余党。期间显示出来的胆识、魄力和谋略让整个朝野为之一振，难怪有人形容道“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几个月前还让自己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阉党，如此轻松就被自己化去，崇祯一定也被自己的天纵神武所震惊了，哦，原来如此简单：阉宦乱政，严刑峻法除之即可。

18年后，崇祯在给自己套上那根绳子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他唯一信任的人王承恩就是一个太监，不知他看王承恩最后一眼时，是否想起了当年他登场时的华彩和那道引起朝野一片喝彩的诏书“裁撤各处监军太监，并禁太监擅自出京，干预政务”？是否想起了，他18年间不断派往各地监军、监税、监政的太监们？

 一切放佛都很简单，党争误国：明察秋毫用人平衡就行。终其崇祯一朝，朱由检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党政，就连其选拔内阁为了避免大臣有党，也采用了古色古香的“枚选”，甚至在他下定决心让他最为器重和信任的温体仁退休时，最大的一个原因也是“体仁有党”……如此种种，如履薄冰的防范，但终其一朝，崇祯都没有摆脱愈演愈烈的朝臣党争，当朝一位大臣早已看清了本质“皇上心中有党”，但这拳拳忠言在当时听起来多么苍白，多么像是辩解，多么可笑……

一切问题都如出一辙的向事情的背面飞奔而去。东虏扰边，屯兵富饷、充实边疆，倾全国之力，练得一支精兵，再得一大将守之，“五年可复全辽”，而干将随日渐去，边事时时糜烂，最终肘腋之患改天换地；西匪祸乱，饥民耳，剿抚相济则复太平。多么睿智的判断，实际上明军也多次将匪军逼至绝境，一切似乎就差那一寸半寸的距离，崇祯的剑就要刺透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心脏，但总在最后一刻，他们就像电视剧里的主角一样起死回生。

除了惋惜我们还能做什么，一切的逻辑确实如崇祯所想，但事实却走向了理想的反面。370后我们再来看，崇祯以为自己看清楚了原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而至于问题背后的原因，或许他连边都还没有摸着。

崇祯没有看清楚的原因不仅环环相扣，而且很多已经超出他所处时代所能理解的范畴：1、人口；2、气候；3、财政；4、糜烂而低效的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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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帮崇祯厘清了不再的“天命”，用后世几百年的知识积累去查找崇祯发现不了的根源，但更大的问号又开始横亘在我们面前：无论是崇祯，还是多尔衮、李自成，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同一的，那为什么爆炸的人口在崇祯手中便成流寇，到了多尔衮手中就成精兵？为什么崇祯手中庸碌无为的文臣武将，到了多尔衮甚至李自成手中，便立刻百战不殆、妙计百出？人还是那么多人，地还是那么些地，为什么1644年前那么多貌似无解的问题在其后短短十数年便烟消云散，硬生生出来个康乾盛世？

当我们和崇祯把这些归结于“气数”或“天命”的时候，是人为的在遗忘“你在亡国”与“他在得国”只能在同一时空进行的常识，“你的运气不好”换个说法就是“他的运气很好”，所以又有哪个亡国之君运气好？又有哪个开国之君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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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明亡。

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

同年，英国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发行。